夏日清晨，安徽金寨县，茶树洒金。沿着茶园小路，与安徽农业大学（以下简称安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师生，一起探究新农村建设与大学发展之道。

    回溯源头，33年前，当时的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安农大应声而起，主动请缨，站在扶贫最前沿。

    立足山区资源，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柱，以智力开发为核心，帮助大别山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模式被定义为“大别山道路”。

    当最初脱贫致富的愿景逐渐呈现时，“大别山道路”的升级命题随之而来。

    脱贫致富——服务基础单位与人，脱贫攻坚——服务农村全口径发展。农业再次进入全方位转型升级时代，农业院校办学模式及理念亟须创新与更迭。

    5年前，安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成为中国首批十个新农村发展研究院之一。

    “推动办学模式改革与机制体制创新，促进资源共享和政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构建多元、开放、综合及高效的新型大学农业推广模式。”该校校长程备久把这样的变革定位为“以科技为牵引，全面探索新型农业技术推广模式”。

    安徽省上级财政先后给予专项扶持资金1.1亿元；该校自筹资金1.18亿元；校县共建引地方投入折合资金2.8亿元。

    政策利好，使命必达。

    共建使命  一站一盟一中心不再“隔山打牛”

    “农民、茶园与山地，一周相会两三次，行便安稳，心方安定。”安农大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张承祥和他的团队成员如是说。

    茶叶，是金寨县特色主导产业。“金寨模式”亦是安农大重点打造的农业推广模式之一。

    曾经，良种茶园少、管理粗放、绿色防控意识不强、加工设备落后，茶产品在市场上少有问津。

    安农大组成以张正竹教授为首席专家的4人专家组，金寨县成立以解正定为组长的6人农技推广专家组，选择了当地的9个茶产业公司作为服务对象。

    这样的共建模式也是张承祥力推的“四体融合”：安农大研发主体、县（市区）行政主体、推广主体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相融合。

    融合就是为了碰撞出农村产业升级的火花。

    “科技成果转化如果不能直接面对农业经营主体，依旧是隔山打牛。现在，科技成果不仅有直接落地之处，对于乡村企业而言，简单生产通过科技形成热销产品，并依据产品形成规模完善的产业链。”张正竹说。

    福驾茶业有限公司是金寨县的龙头企业，为拓展市场，想利用丰富的夏秋茶资源开发红茶。

    术业有专攻。擅长绿茶生产的企业遇到了红茶生产难题。

    为帮助企业研发金寨红茶，张正竹带着团队，连熬4个通宵，带着独特地域印记的“金寨红”成功问世并迅速占领市场。

    如何把优势农业产业转化为地方发展动能，全面探索农业现代化？

    谋一域更要谋全局。

    校县双方专家组分层次分项目制订计划和目标——首先，解决产业共性技术问题；其次，开展茶叶标准化厂房、基地建设；再其次，开展六安瓜片、金龙玉珠、皖西白茶等联合体建设。

    为提升产品质量，共建团队为六安瓜片加工专门设计了以液化气替代木柴的炒茶锅，使春茶产品每斤收购均价提高20元左右。

    一系列举措让金寨绿茶供不应求，已成功出口到欧盟，出口价格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40%。

    “‘金寨模式’的探索之所以能够持续，与建立一站一盟一中心的机制和体制分不开。”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党总支书记王华君认为。一站即区域性的农业综合试验站，是新型农技推广服务平台的物质载体，包括一幢综合大楼及产业研发中心等。周边500亩土地，主要围绕区域主导产业开展技术试验和示范。一盟即学校与县级政府共建的新型政产学研合作组织。一中心即学校与县级政府共建的专事农技推广服务的实体性事业单位。

    5年来，安农大与8县（市区）合作共建了8个区域性的农业综合试验站。

    联盟使命  政产学研在尘埃中开出“鲜花”

    从土里长出的荣光，也必会受到土的束缚。

    “有机的不一定是优质的，有机的也不一定是高价的。能够产出高端农产品的地并不多。”谈起金寨县的有机米，被农民称为“平民教授”的丁克坚有着许多辩证思考。

    如何让有机农产品成为高端特色产品，无疑是农业产业升级的必答题。

    为此，学校基于“四体融合”的运行机制，组建了一个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产业联盟。

    产业联盟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每个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联盟由一名县级领导牵头，同时配备8—10名由高校专家和县内专家共同组成的专家团队，并与18个县（市区）组建了75个县域农业主导产业联盟，组成一支有350多名科技人员的专家推广队伍。

    “前两年，我县两个高山有机米基地遭遇严重的病虫害，基本颗粒无收。专家组为此制定了整套预防病虫害措施，定期进行观察，同时推行全程机械化。如今，病虫害预防已形成经验，每亩地的收益增加1000元左右。”当地的“土专家”祝尊友对那场有机米“生死劫”深有感触，“丁教授基本每两天就要和企业联系，每周都要到产地实地观察”。

    让农民叶乃权最为感动的是：“丁教授每次都在田间地头带领农民学技术，常常皮鞋一脱就下地为农民演示新型农具的使用方法。”

    何金铃是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站长，挂职金寨县副县长，他把自己定位为“服务员”。“新型农业推广模式，促使服务不落空。科研成果植入田间地头，项目在基地，团队在基地，科技服务更加主动，专家与农民美美与共。”

    为了激励高校里的农业专家更多往田间地头跑，该校对联盟采取相应的激励和考核措施，既给“福利”也念“紧箍咒”。每个团队都制定了详细的目标任务书和细化的评分标准。

    在丁克坚看来，产业联盟之所以能在农村生根开花结果，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服务农业生产一线可以发现技术需求，另一方面可把实验室成果直接进行运用和推广。

    信息化使命  谁说大山里田野上不能“漂洋过海”

    技术转移、成果转化、产业升级……依据农业推广模式而产生的一系列落地抓手，是新农村建设的有力体系支撑。

    互联网时代，农村新技术与新应用离不开信息现代化。

    4年前，学校获得省政府1048万元专项资金，用于建设“新型农业推广模式信息化远程服务系统”。

    “学校专家在校内授课，能同步到16个远程服务终端，让基层一线3000名学员同时参加视频培训。”程备久介绍，“基于系统，学校构建了远程视频培训、远程互动咨询服务两大系统以及精准施肥、耕地质量监测预警两大服务平台。”

    而这些基于学科素养及应用的远程培训平台的建立，恰是该校在着力探索的新农村建设的新使命。

    为了更好地培训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农民，该校在试点县建立了200多个互联网+农业的示范基地和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

    “学校为我们建立了玉米及智能施肥等专业化信息服务平台，还建立了省农业政产学研联盟等综合性服务网站。”农民林燕说。

    “互联网+农业，让我们不出家门也能一键知晓天下农事。”农民朱贤东说。

    农业信息化建设也是对接国际化的体现。

    前年，该校与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联合成立了“农业推广与经济发展联合研究院”；去年，双方联合举办了“中美大学农业推广专项研修班，并联合中国农大等中方10所高校签署了《成立中美大学农业推广联盟意向书》。

    当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分管农业推广副校长路易斯·斯旺森在该校大别山综合试验站访问时，问了何金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这么偏远的农村无线信号比美国很多大学的信号强那么多？”

    何金玲引用了费孝通先生的一句话作为答复：“正如一个老农看见蚂蚁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

    大别山综合试验站离该校合肥主校区160公里。这对于一周要在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待几天的安农大学者而言，新农村建设就是瞬间可抵达的远方。（本报记者 李薇薇）